骨子裡的高貴！「民國第一名媛」中年喪夫 51歲淪為階下囚，90歲活成「精緻女人」的典範
精緻，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種狀態呢？今天就從鄭念的經歷來看如今的精緻，或許你就會明白，真正的精緻到底是什麼？
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。而她的高貴，是一生從未向命運低頭。
她叫姚念媛，還有一個讓大眾熟識的名字叫鄭念。
她家境顯赫，美的不可方物，被譽為「民國第一名媛」，曾四次登上《北洋畫報》封面；但是她的命運卻多舛，中年喪夫，晚年喪女，又經歷了將近7年的牢獄生活。
出獄後，她又寫下了《上海生死劫》，讓人看到了她比古瓷更硬更美的靈魂。
1915年，姚念媛出生在北京，成長在天津。她的家世顯赫，祖父參加過戊戌變法，擔任湖北教育司司長，父親早年留學日本，少將軍銜。姚念媛從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，享受著富足的生活環境。
當時，《北洋畫報》經常使用社會上的名媛作為封面，姚念媛憑藉自己明艷動人的美貌，曾四次登上《北洋畫報》的封面，她也因此名動京津，成為風雲人物，一時風光無限。
大家都以為姚念媛會因此找個門當戶對的家族早早完成婚姻大事，她卻安心地在中學讀書考入燕京大學，又去了倫敦經濟學院留學獲得了碩士學位。
在倫敦，姚念媛遇到了自己的愛人----比她大五歲的中國留學生鄭康琪。他們在英國結了婚並有了女兒鄭梅平。
當時，鄭康琪擔任國民政府駐澳大利亞外交官，兩人在澳洲生活了7年。
1948年10月，姚念媛和丈夫決定帶著6歲的女兒回國。
她說：「我們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回國，希望為國家做貢獻。」
回國後的鄭康琪擔任外交顧問，後來又成為殼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。這個公司也成為新中國成立後唯一留在大陸的西方石油企業。
姚念媛把上海的家安排得精緻而富有情調，她在家裡放上了皮沙發、鋼琴和無數的中外書籍。
她的家被人稱讚：「這裡為乏味都市中舒適、優雅的綠洲。」
但這樣的生活，過了不到十年。
1957年，丈夫鄭康琪身患癌症，很快就離開了人世。
42歲的姚念媛失去了丈夫，她帶著女兒成為這個家庭的頂樑柱。她思念丈夫，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為了：鄭念。
後來，她接替了丈夫的工作，成為了總經理顧問。
她努力而認真的生活，希望今後的日子跟從前一樣的幸福。
她憑藉著驚人的學識，起草多家公司與內陸之間的重要通信，成為了當時在世界著名公司裡從事高級職位為數不多的女性。
她堅持自己的生活品質，她堅持只穿旗袍，家裡陳設明清古董，出門有車接送。
並在家裡放上唱片，與女兒一起談論國內外局勢。
這一切的生活讓她驕傲，「我的居所，雖則稱不上華廈美屋，但就是以西方標準來說，也可屬於趣味高雅的了，我力求讓它成為我們母女倆一個溫馨舒適的安樂窩。」
9年後，鄭念和女兒從」安樂窩「一下掉入了深淵。
1966年，殼牌石油公司關閉了在上海的辦事處。
那時鄭念的女兒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做演員，她本想帶女兒一起去香港旅行一段時間，可女兒怎麼也不肯離開。
那時的鄭念已經感到了時局的變化，她把錢從銀行取出，全部分給了家裡的傭人們。
「為了替我的傭人著想，在對我家宅查封之前，我已決定把那六千從銀行支出的錢分給他們。」
不久後，她就因為在英國留學的經歷，又長期在外商公司工作，被控為英國間諜。
她被沒收了家產，甚至連她和丈夫研究多年的中西方文化資料也被燒掉了。
當時，她的女兒驚慌失措，她鎮靜地說「凡事總要往前看，不要往後看。等事情過去後，我們再布置一個新家，它會比過去更美好。」
很快，鄭念被關進上海第一看守所，成為代號1806的囚犯。
這時她卻為丈夫慶幸：
「自他逝世後，我這還是第一次，不為他的去世惋惜。謝天謝地，他不在了。否則，他必然難逃一場凌辱和迫害。」
進入監獄後，裡面的生活比她想象的要糟糕百倍。
天花板布滿蜘蛛網，牆壁滿是黑色裂縫，坑坑窪窪的水泥板上遍是塵埃污垢。
她借來掃帚，把監牢打掃得乾乾淨淨。
她給存水用的洗臉盆做了防塵蓋，她借來針線將毛巾改製成馬桶墊子。
她用自己每頓剩下的米飯當作漿糊，將手紙一張一張地貼在沿床的牆面之上，這樣她的被褥便不會被牆上的塵土弄髒。
她還自己編了一套運動操讓自己保持體力、保持清醒。
後來的一段時間，她的手被長時間反銬在背後，手腕被磨破了，手也因為長時間麻痹而不能有大動作，但是每次上完廁所，她都要拉上西褲的拉鏈，只因為敞開褲鏈「太失體面了」。
為了恢復臂力，她每天在獄中堅持鍛煉，幾年後才逐漸恢復。
在監獄的這麼多年，她拒不認罪。
甚至一個獄中醫生對她說：」這麼多年來，我們從未見過像你這樣的犯人，如此好鬥不馴。」
後來，她有了提前出獄的機會，但是她不從。
她說：「我沒有罪，我要你們賠禮道歉。另外必須在上海和北京兩地的報紙上公開刊登道歉聲明。」
後來，還是靠她女兒的消息把她騙出了獄。
1973年，她和一群女囚從上海提籃橋監獄大門走出。
與旁人不同的是，她沒有蓬頭垢面，而是樸素的乾淨。
出獄後，她得知她唯一的女兒去世了。
她悲傷得像是失去了全世界。
1980 年 9 月，滿心悲傷的鄭念只帶了一個箱子和一個裝著二十美元的手提包。去美國定居。
離開之前，鄭念把家中僅剩的文物全部無償捐贈於上海博物館。
獨自一人的鄭念，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了小說《上海生死劫》，她用理智與信念，堅強地生活。
她四處參加演講，資助青年學生，將把自己的稿費設立了「梅萍基金會」，專門資助大陸的留美學生。
1988年，鄭念將丈夫和女兒的骨灰灑在了太平洋，「因為太平洋通中國，海水會將她帶回上海。」
2009年的一天，94歲的她在浴缸裡摔倒起不來，因為獨居，當時沒有人發現她。
幸好第二天，她約好的一個朋友來訪，按鈴無人答應，特地叫來大廈管理員打開房門，鄭念才被送入醫院。但因為感染，醫生告知她的壽命最多只有一年。
她聽了，平靜地回答：「我已經活夠了，我要準備回家了！」
她留下了遺囑，死後骨灰同樣灑進太平洋，一家三口在黃浦江匯合。
老年的鄭念經常說的話是：「一個人主要的就是，不要氣餒。你一定要有一個希望，並且有信心、樂觀，朝著那個望走。」
她一生浮沉，經歷過無數絕望。但是她那上揚的嘴角和被歲月雕琢的面容卻愈發典雅。
生活啊，日子啊，重要的不是你能打出多重的拳，而是能扛住多重的拳，堅持不倒卻依然向前。
部分資料來源：
鳳凰網：鄭念晚年接受採訪談《上海生與死》